“2021年10月，我被确诊为重度抑郁和重度焦虑，身边的家人朋友无法理解我的痛苦，对于我的种种病症和表现，他们觉得我是‘装病’、是‘矫情’。糟糕的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让我陷入了自我否定。”这是高三学生任瑜（化名）罹患抑郁症之后的切身感受。
每一个抑郁症患者都有一根属于自己的导火索，任瑜的导火索是“不良关系”。
任瑜的家庭是比较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父母有着明确的分工——父亲做些小生意维持全家生计，习惯对家庭成员发号施令；母亲对丈夫唯命是从，严格遵循“严父出孝子，慈母多败儿”的育儿理念。“父亲严厉且固执，从小到大，我没有一次能达到他的要求，而且永远也不会达到；母亲很少对我表露爱意，只会板着脸告诉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在任瑜的回忆中，父亲就像高高在上的审判官，而母亲则是斩杀她快乐的行刑手。
任瑜清楚地记得，初二那年临近生物会考的一天晚上，自己发起了高烧，她向母亲申请休息一个小时再复习，结果父亲回家看到她早早躺在床上，没问缘由就把她劈头盖脸骂了一顿，还不顾她的哭喊和反抗，把她生拉硬拽到书桌前做题。母亲向父亲解释后，父亲不仅没有道歉，甚至还埋怨母亲“惯孩子”。回忆中最后的画面，是她浑身无力地坐在书桌旁，一边抹眼泪一边听母亲唠叨：“你爸不是故意这样对你的，毕竟马上就要会考了，他也是为了你好，你吃点药坚持坚持吧。”
父亲对任瑜有许多不合理的要求，比如不许和学习不好的同学玩、不许和男同学一起玩、零用钱不许买和学习无关的东西……一旦自己违背了“家规”，父亲就会言辞激烈地批评她，母亲甚至会找老师、同学“讨要说法”，这让她感到无比羞耻和愧疚。久而久之，任瑜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很难化解的矛盾，一方面她深爱着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与她是有着最亲密血缘关系的亲人；另一方面她对父母充满了愤怒，成长路上的无尽委屈隐埋在桩桩件件往事中，强烈却无力。
沿着“不良家庭关系”顺藤摸瓜，可以想见任瑜在并不美好的家庭生活中形成了敏感、自卑、自我苛求、易悲观、自尊心极强的性格。升入高中后，面对陌生的环境，她迫切地寻求“伙伴关系”的庇护，为了和同伴们“捆绑”生活，任瑜在交往中显得十分卑微，总是无条件地满足别人，甚至为了给朋友“出头”打过架。后来，这些所谓的“朋友”觉得她“太黏人”“太无趣”“没有主见”“情绪不稳定”，纷纷弃她而去，她彻底沦为孤零零的一个人。
最令任瑜感到尴尬和无助的事情就是上体育课，每逢双人或多人项目时，她都找不到一起练习的伙伴，只能静静地躲到角落里看别人活动。任瑜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她开始逃离同学和老师的视线，变得更加怯懦、孤僻，还总是敏感多疑，无论是女同学们三两成群地讨论校园“八卦”，还是青春期男同学们稍显幼稚的玩笑，都让她极度厌恶，她总是隐隐猜测同伴背后讨论的对象是自己。
起初，任瑜并没有觉得自己生病了，只是认为自己不适应高中生活，加上对身材和外貌有些自卑，还有敏感内向的性格，导致自己不善交往。可是慢慢地，这种自我否定越来越强烈，她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偏激，和家里人的矛盾也越来越多，厌学甚至厌世情绪出现得也越来越频繁，用她的话说，“整个人被一种巨大的‘无意义感’包围着”。终于，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抑郁指数自测后，母亲在学校心理老师的建议和督促下带她去看了专业的心理医生。最终，任瑜被确诊为重度抑郁和重度焦虑。
即便在医学如此普及和发达的今天，任瑜的抑郁症还是被家人和同学“妖魔化”，父母认为她那些抑郁症状是“无病呻吟”，是对家长权威的故意对抗；而那些不了解抑郁症的同学觉得任瑜得了“精神病”，不敢与之接触。正因如此，她怀有深深的“病耻感”，不愿和旁人透露自己的病情。好在，如今在医生和老师的帮助下，任瑜逐渐恢复了正常生活，并在医生的建议下开始学习自我疗愈。不久前，她读了一本名为《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的书，与书中罹患抑郁症的蛤蟆先生产生了强烈的共情，看到蛤蟆先生最终在医生和朋友的帮助下重获新生，她也涌起了强烈的信念。那天，任瑜更新了自己的朋友圈：“人鱼小姐也要去看心理医生。总有一天，我也能在日光下放声高歌。”
突围“坏关系”，穿越抑郁的漫长旅程
策划 | 曹霁
“心中的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这样形容抑郁症。抑郁症不是简单的“坏心情”，而是一种疾病。不久前，抑郁研究所联合多个机构共同打造了《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收集了6670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显示：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样本总数的30%。其中，77%和69%的学生患者表示在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中易出现抑郁。
为更好地理解青少年抑郁症，帮助青少年走出不良关系的影响，《教育家》邀请专家，针对青少年的“关系型”抑郁进行解读，以期推动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
张荣华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副主任
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副所长
孙凌
天津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心理科主任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儿童专委会委员
王一集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
上海市心理健康与危机干预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关系危机为何易引发抑郁症？
王一集：人具有社会性，需要通过建立关系满足社交需求、建立归属感。对于青少年来说，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无外乎家庭关系和同伴关系两大类。
就家庭关系而言，青春期的亲子关系本身就面临一定挑战，因为这个时期青少年会产生独立自主的发展需求，有了自己的想法和秘密，可能会有意无意地疏远父母。如果此时父母不能很好地顺应、尊重孩子独立自主的发展需求，比如一味要求孩子事无巨细地向自己报告、包办孩子生活或学习中的一切，又或者不尊重孩子的隐私，都会对亲子关系造成危害。所以，在青少年时期，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指导可能会成为这个阶段亲子关系的挑战。
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同伴关系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他们需要通过建立积极互惠的同伴关系来满足自己的归属需求，或通过锻炼自己的社交技能获得重要的社会支持。然而，建立并维系一段积极互惠的同伴关系并不简单，由于青少年正处于自我意识觉醒阶段，他们在强调自我认识的同时也在摆脱“以自我为中心”，这个过程可能出现的从众、排斥、拒绝、孤立甚至欺凌等，都容易演化为重大的压力性事件，给青少年造成心理创伤。此外，青少年在同伴关系中的“滑铁卢”可能会使其形成负性的归因偏差，比如觉得自己很失败，不配得到他人的支持和关爱等，这种对于自我的消极认知也是抑郁的导火索。
张荣华：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德西和瑞安等人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人有三种基本的心理需要：关系感、能力感和自治感，即感到自己与他人是有良好联结的、感到自己是有能力的、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三个基本需要被破坏，就容易影响心理健康，带来抑郁。
亲子关系不良，如父母在管教过程中对儿童的心理控制，会破坏其自治感和能力感，如果持续较长时间，就会导致儿童习得性无助：“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不听，无论我做什么，都没有用”，从而感到绝望、无助。有研究发现，焦虑与抑郁的共病率约60%，繁重的学业加上家长的高压管理，使儿童处于持续的压力和焦虑当中，长此以往就容易导致抑郁。
夫妻关系不良会让孩子感觉家是充满冲突、冷漠和暴力的，长期处于这种缺乏温暖、关爱的环境中，儿童的关系感会严重受损，以致在人际交往中常常感到孤立无援。在学校环境中，如果儿童缺乏同伴交往，在遇到压力和困境时缺少社会支持，同样会影响儿童的关系感和能力感；同伴关系不良还会导致儿童产生孤独感，这些都是引发抑郁的因素。
孙凌：抑郁症发病的关键诱因之一，就是“不安全的亲密关系”。简单来说，就是长期处于一段被非常信任的人打击却不能反抗（也不能离开）的关系，这种矛盾触发了抑郁症的开关。比如，被好朋友背叛或诋毁、被父母长期否定或辱骂等。这些亲密关系中，最难逃离的要数亲子关系。从临床案例来看，绝大部分儿童心理问题的成因都与家长不当的培养方式有关。
亲子关系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直接的环境因素，如果处理不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使孩子觉得压抑、委屈、不被理解和信任，甚至会出现暴躁、愤怒、自我伤害、攻击性增强等情况；如果长期处于不良的亲子关系中，还可能影响孩子对自我的客观判断以及未来的成长，不知道如何与他人建立并维系亲密关系，以致在未来的职场、交友、婚恋中遇到一系列问题，增加产生心理障碍的风险。
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有哪些表现？
孙凌：抑郁症会对儿童青少年的主观感受、学习、人际互动与生活品质产生严重的损害。患儿在临床表现上通常具有较多的隐匿症状、恐怖和行为异常，其整体的社会功能遭受严重破坏，进而增加家人与社会的负担。不少报告指出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病情较成人更严重、病程更长、疗效更差、自杀率更高。早期发现、诊断与持续治疗对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同年龄段，抑郁症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学龄前期的儿童，由于语言和认知能力尚未发展完全，缺乏对情绪体验的语言描述能力，往往表现为对游戏没兴趣、食欲下降、睡眠减少、哭泣、退缩、活动减少；学龄期的儿童可表现为注意力不能集中、思维能力下降、自我评价低、记忆力减退、自责自罪、对学校和班级组织的各种活动不感兴趣、易激惹、睡眠障碍、攻击行为和破坏行为等，严重者或表现为头疼、腹痛、躯体不适等隐匿性抑郁症状；青春期患者的抑郁症状明显增多，表现为心情低落、思维迟滞、理解和记忆力下降等。与成人不同，儿童青少年常主诉烦躁而非抑郁，焦虑、激越较为多见，常伴有攻击或破坏行为、多动、逃学、说谎、伙伴关系不良、自伤等异常行为。
许多家长和教师认为的“孩子不听话”，其实可能是孩子在发育过程中的神经发育不良或罹患了某些神经发育障碍，无法管控自己，并不是主观故意行为，例如多动症（注意力不集中，冲动多动，不遵守纪律等）、抽动症（不自主地眨眼、咧嘴、出怪音）、发育性学习障碍（阅读困难，计算困难，讲了很多遍还犯同样的错误）、孤独症谱系障碍（社交差，不会看眼神）等。另外，儿童罹患情绪障碍时会表现得懒惰或烦躁，容易发脾气，这都是疾病使然。
王一集：对不具备专业知识的父母、教师和儿童青少年而言，想要识别和区分抑郁症并不简单，但也有迹可循。目前就儿童青少年来说，更常见的是间断性的“抑郁情绪”而非“抑郁症”，二者要严格区分开来。但如果抑郁情绪长期未得到缓解，很可能会随着情况恶化影响青少年正常的生活功能，最终转化为抑郁症。
儿童青少年抑郁症虽然诱因各有不同，但大多数还是与其原生家庭、亲子关系等紧密相关，其表征也是相似的，主要为持续性的情绪低落、对自己产生负面评价，易激动也易疲劳、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等。一旦受到自身抑郁情绪的困扰，儿童青少年更有可能出现社交退缩的倾向，使不良人际关系和抑郁形成恶性循环。
张荣华：抑郁症主要表现为持续的情绪低落、缺乏活力、感到压抑。儿童青少年抑郁主要表现为厌学，可能逐渐发展为辍学；厌世，严重的可能发展为轻生的想法和行动。除了这些明显的负面表现，我们也经常会发现，一些看起来很快乐的孩子也患有抑郁症，那是因为抑郁的反面不是快乐，而是活力。缺乏活力，对事物缺乏兴趣、感到厌倦是抑郁症的突出特征。
如何让“好关系”成就好未来？
张荣华：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家长和教师都要注重对活力的唤醒，这意味着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能是单方面的压制或付出。通过满足关系感、能力感和自治感三种基本心理需求，可以有效预防和改善青儿童少年抑郁。
从家庭教育来看，在亲子关系与沟通中，父母要倾听和尊重孩子的意见，避免心理控制，满足儿童自治感的需求，但不意味着没有规则、不管教，而是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要基于平等、民主的沟通达成一致。面对规则，家长要“温柔且坚定”，避免“暴躁地坚定”破坏儿童的关系感。夫妻关系要和睦，给孩子营造一个温馨、和谐、有安全感的家庭氛围，家庭成员之间的良好联结是改善儿童抑郁的关键因素。此外，家长也要响应“双减”号召，让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避免儿童学业压力过大，把孩子的“个人时间”和“成长空间”还给他们自己。
从学校教育来看，要坚持五育并举，尤其不能把学业成绩摆在学生成长、成人的首位。教师不能一味用权威或经验主义“压制”学生，更不能因为个人好恶或主观印象评价和管理学生，而是要倡导平等、民主、合作的师生关系。当学生有持续的情绪低落、睡眠问题、厌学、人际关系困扰情况时，家长和教师要多加关注，积极学习心理学知识，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科学防治。
孙凌：生病的孩子往往有个生病的家，很多家长只看到孩子的行为表现，却看不到背后的情绪和精神因素，把问题简单定性为不爱学习、叛逆或者意志力薄弱。长此以往，导致孩子的抑郁之路“道阻且长”，甚至出现自残、自杀等倾向。我们非常理解家长的教育焦虑，以及对孩子未来的竞争焦虑、生存焦虑，但是一定不能忽视了教育的本质和成长的规律。
第一，要重新审视对孩子的教育目标，从对学习过分的关注转变为对孩子整体成长的关注。要知道，我们要的是一个身心健康、阳光、有良好适应能力的孩子，而不是一个被迫成为学习机器而丧失了快乐能力的孩子。第二，遵循孩子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大脑发育、心理发展因人而异，家长要接纳孩子的全部，带着希望和发展的眼光静待花开。第三，尊重孩子的个性喜好，不轻易否定孩子的兴趣、想法和朋友，让沟通变得顺畅；及时回应认可，让孩子不断获得价值感和成就感，树立自信。第四，家长要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只有自己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才能给孩子轻松、愉悦的成长环境。第五，无论哪个年龄段，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是身心健康的前提，家庭成员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稳定、有质量的睡眠，不熬夜，搭配合理的饮食，适度的户外运动等。
青春期的孩子面临“依恋情感”的转移，从依恋父母逐渐转向依恋同学、伙伴和异性朋友。渴望伙伴关系是青少年成长的一种表现，但很多家长不能正确看待孩子对自己的“疏远”，时时捕风捉影、过分担心，导致对孩子的过分干涉、保护和限制，亲子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如果父母能够意识到伙伴关系是孩子成长的必需，多鼓励孩子交往，面对孩子不良交往关系时，在信任的基础上适时地表达自己的担心，保持良好互动关系，那么孩子的成长一定是温暖而愉悦的。
同伴是儿童青少年的社会支持，是情绪宣泄的树洞，也是心理发展和思想演变的同路人。教师要鼓励学生多与同伴交往，建立各种形式的团体，如足球队、兴趣小组等。此外，教师也不能放过学生之间相处的细枝末节，及时关注被孤立、被欺凌、实施欺凌的学生，正确引导学生开展健康的同伴交往，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育儿观。
王一集：健康的关系是积极互惠的，孩子能够从这段关系中得到滋养，变成更好的自己。学会分辨什么是积极良性的关系、什么是负面恶性的关系，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非常重要。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对于那些在社交技能方面存在缺陷的孩子，很难建立长期稳定的同伴关系，所以他们更有可能会寻找有相似境遇的同伴满足自己的归属感需求，比如同样被他人排斥的孩子、同样家庭生活不幸福的孩子等，这类关系我们称之为“偏差同伴”。由“偏差同伴”组成的团体会造成问题的互相强化，对儿童青少年的长期发展而言是不利的。对此，家长和教师需要科学对待，从根源解决问题，给予孩子更多的关爱与关注，帮助他们建立彼此接受、彼此尊重、求同存异、互相支持、积极互惠的同伴关系，这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纠正不良的校园和社会风气，包容和理解儿童青少年群体的多元文化。家长和教师需要不断调试教养方式，尊重孩子的每一个想法。同样，尊重也不意味着全盘接受，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合理纠偏，让孩子通过自己的力量找到解决之策。
除了对和谐成长环境和教养氛围的营造，我们还要关注青少年患者的康复环境。虽然公众如今对抑郁症的认知度越来越高，但许多关于抑郁症的迷思和刻板印象依然流行，亟待加强科学普及。通过加强医校社合作，开设相应的课程，可以让学生尽早帮助自己识别病症或为他人的康复提供支持，让教师和家长学会科学处理。此外，抑郁症的康复并不意味着患者受损的生活功能和社会认知会自然而然地随之恢复，所以除了要对疾病对症下药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患者受损的生活功能和社会认知进行相应干预，比如鼓励其参与社会活动、增加健康的人际交往等，帮助患者回归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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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2年12月刊第1期，原标题《突围“坏关系”，穿越抑郁的漫长旅程》
策划 | 曹霁
设计 | 朱强
统筹 | 周彩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