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我被绑架过两次，所以晚上从来不敢出门。”
这句话是一位李先生的朋友说的，李先生自己也说:“每天晚上都做噩梦。”
他的朋友一开始还生气:“怎么没早说，老这么晚还赶你走，还说什么事情，你还是快点走吧!”
但是在李先生一次又一次的请托下，朋友才知道了他为什么晚上从不出门，晚上总是做噩梦。

但是李先生并不是真的被绑架过两次，他只是在一次被绑架的过程中，经过了两次绑架的过程。
但是尽管李先生被绑架的时间并不长，仅仅半个小时，但是李先生确诊为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初绑架他的人到底做了什么，导致李先生患上了PTSD?

一、“破坏性”事件的严格定义。

PTSD的严格定义是:“正常的个人生活和心理功能在某一刻受到极大影响的事件，这起事件至少持续了一个月。”
参照这个定义进行创伤事件的筛选，的确可以去除很多“破坏性“事件。
但是对于普通人而言，一旦遭遇同样的事件，可能并不会对自己的生活某一方面产生影响。

严格应用这个定义，最终能确认的创伤事件也并不多，而且很可能都是发生在那些感觉不到生活有朝一日能恢复的人身上，比如被绑架、被强奸、被活埋等等。
然而洁之声的报道显示，即便将创伤事件的听诊门槛过滤到仅仅是被绑架一次的事件，患有PTSD的人数也占比不小，约为四分之一。

这一统计数据表明，整个社会中存在大量未被正确探测的PTSD患者，尽管他们没有遭遇人们传统认为“破坏性“事件的“狂风暴雨”，但是他们内心的“山洪暴发”却是确凿无疑的。
如果将“破坏性”事件的定义放宽，很可能能覆盖更多的PTSD患者，然而，PTSD患者的数量也正因此显示出了社会对PTSD的态度——认为其仅仅是一个“病态敏感体质”的个体问题，无需过多干预。

然而如果将听诊门槛过滤到这种程度，很明显就会遗漏大量的PTSD患者，这些被遗漏的患者中，可能正隐藏着未来的杀人犯、恋爱榜样等“安静的小狼人”。
只有采取措施承认并找出这些PTSD患者，才能真正找到合理的帮助，这样才能挽救他们的生活，同时减少他们给他人带来的伤害。

但是如果将听诊门槛过滤到这个程度，不被认为是一场“狂风暴雨”的创伤事件可能就会涌现，这种事件的存在让人感到冒犯。
正因如此，“破坏性”事件的定义才会变得如此严格，这样一来，PTSD事件就无法成为社会良好成员的门槛，因此对于社会大部分人而言，患有PTSD只能是他们的个人“不幸”。

然而，“破坏性”事件的定义却并不是“狂风暴雨”出现的唯一标准，同样的事件同样的情形，可能出现在不同的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后果。
这也导致了评判一个事件是否是“破坏性”的唯一标准一一是否有人因为同类型的事件患有PTSD。

二:李先生的被绑架经历。

李先生实际上并没有被绑架过两次，而且他只经历过绑架的部分，尽管如此，李先生仍然被诊断为PTSD患者。
李先生事发于1992年，当时他是一名司机，车上坐着一位聋哑乘客。
乘客以饮用水用尽为由，要求李先生停车补给，于是李先生将车停在了一个小商店前，他告诉店家:“给乘客装一瓶饮用水。”

然而没想到，聋哑乘客掏出了一把枪，向李先生喊道:“你别动，把钱都给我用被子盖住!”

尽管李先生没有因为事件本身就透露着不安，但是他当时并没有出现“创伤”的行为——吓晕了、俯首帖耳，并且他还试图进行了反击。
李先生没有按照聋哑乘客的要求做，而是向侧面跑开了，同时他还将自己的手放到了遮阳板下，试图按住了聋哑乘客。

经过短暂的争执，李先生远离了聋哑乘客，并将他的手带到了后面，强行绑成了一团。

然而令李先生没想到的是，当他的手依然在后面，而女店主的手上拿着枪时，李先生当即赶紧举起手来，向女店主示意:“我没有枪，你看我没有枪，你别开枪啊。”
尽管他赶紧做出了反应，还是没有能够迎来女店主的信任，女店主还是朝李先生身体下半部分开了一枪，最终李先生中弹，两人才停止了手中的行为。

尽管李先生中弹，但是子弹打中的是他腰部的肌肉，尽管伤口深，但是没有危及生命，聋哑乘客最终还是被制服。
尽管李先生当时的表现不算出众，但是从结果上看，事实证明他还是做出了对的选择。
然而在这之后，他成了PTSD患者，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患上PTSD呢?

三:PTSD的严格诊断。

PTSD的诊断标准主要是考虑患者是否在这起“破坏性”事件中做出了三种行为一一明显的闪回。
所谓的闪回并不一定真的是心理上的闪回，而是指患者遇到和创伤事件类似的场景时会出现的行为反应，也可能只是患者内心的体验一一回忆、梦到，或者梦到想要逃走一类的反应。

从李先生的症状来看，他一定是梦到了逃脱的过程，并且是多次梦到了这个过程，因此他肯定是对自己在创伤事件中表现不好而心有不甘，内心因此感到绝望或恐惧，这就是PTSD的一个典型症状——明显的闪回。
而另一个症状——回避，李先生也有，李先生只是在这次绑架事件中，至少十二年来他从未主动谈及过，然而PTSD的患者如何也会在回避中指责周围的人不够关心他，从而感到绝望。

最后一个症状就是李先生在创伤事件发生的当天，他在明显不利的情况下选择了捅出了真相的虚假一一明显的认知和情绪变化。
总结一下，判断一个人是否患有PTSD，还需要考虑他的人际关系，然而李先生从没有和身边的人在绑架事件上产生过分分歧，他也和女店主和好，甚至还帮助女店主向警察作证。

四:PTSD和一般压力的区别。

李先生的症状和行为特征都是PTSD的典型表现，但是明显不是所有人都像李先生一样对被绑架产生了PTSD，而且PTSD才是李先生的“破坏性”经历，那么李先生平时的压力又是什么呢?

一般情况下，遭遇搬家、离婚等筛选出的PTSD事件并不会对正常人产生影响，但是有时候这些普普通通的事件确实会对人的心理产生重大影响。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日本大地震，大概每虚十人中就有一人会患上PTSD，因此很多人认为这是由于这次地震的破坏性所致，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对大地震产生PTSD，反而有一部分人是对普通地震产生的极端反应。

通过对这些人和普通人的区分，科学家发现患有PTSD的人群中，对地震产生极端反应的人群占比比普通人更容易受到前期同样严重的事件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很有可能是他们对普通事件产生极端的反应而不是大地震对他们产生免疫性。
这就意味着李先生对被绑架产生PTSD的条件就是他对被绑产生的极端的后果，这些极端的后果可能不是出现在最开始的那一天，而是日积月累的，尽管很少有人注意到。

五:结语

诸如此的事件在社会中比比皆是，破坏性大大超过了PTSD的听诊门槛，但是这也让社会对PTSD的认知十分片面，仅仅认为患有PTSD是“病态敏感体质”，从而嘲讽这些患者。

社会中有大量的人是PTSD患者，尽管他们的病症可能没有将破坏性事件放在很高的位置，没有和他们的闪回、回避、认知和情绪变化、人际关系等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但是这并不能成为社会对他们的轻视的理由，正相反，这正是社会应该加强对PTSD的认识和了解的原因。

对于李先生这样遭受重大创伤事件的人群，应该建立更加完善的心理疏导机制和治疗体系，这样一来可以对他们进行及时的干预和帮助，让他们在更短的时间恢复到正常生活中，另一方面，可以对他们的病症进行记录研究，从而更好的避免让后面的患者产生病症。

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在预防和治疗PTSD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加强对这些工作的开展和推广，另外还应该加强对PTSD患者的支持和帮助，我们都能做到。

个人观点

PTSD的严格定义主要是源自于人的匮乏，很多医学听诊门槛是这样“狂风暴雨”的，这是因为只有不会引发歧视的人群的病症才能得到人们的关注和承认。
然而这并不是埋下陷阱的理由，相反正是由于这种“狂风暴雨”，让人们认为他们不是“懦夫”，从而遭受更多的白眼恶语，这就是我们的群体性道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