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儿子在校园内意外遭遇车祸而亡，悲伤的母亲随后跳楼自杀。谁曾料到发生在武汉市汉阳区弘桥小学的一起令人悲伤的意外事故会发展如此到悲惨的境地？#媒体人周刊#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始料不及的人间悲剧是有可能经常发生的。因为，类似极端事件的背后，是当事人受困于一种心理疾患——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不能自拔。
网络暴力，加剧了当事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5月23日，汉阳区弘桥小学一年级学生谭某在校园内被一教师开车撞倒、碾轧，不治而亡。6月2日，也就是送走谭某的头七之日，深陷悲伤无以释怀的谭母竟从所住小区24楼跳下身亡。
短短十天时间里，母子俩先后殒命，一个幸福的家庭就此解体，这是何等的悲惨！
谭某意外身亡迅速引发网络风暴，话题除了集中于校园管理、肇事教师、家长维权外，更有不良网友调侃挖苦谭母在事故现场衣着光鲜、妆容精致，无端指责她“想成为网红”。
谭母跳楼坠亡的消息再次引发网络热议，此时舆情风向变得高度一致，此前的网暴言论遭到痛斥。
的确，谭某不幸身亡后，网上出现的针对谭母的恶评，无疑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由此，不禁想起两年前发生在武汉市江夏区的另一起悲剧。
2020年9月17日，江夏一中初中部九年级学生张某在教室与另外两名同学玩扑克牌，班主任便约请三名学生的家长到校配合管教。张母来到学校后，在教学楼五楼走廊上严厉斥责张某，情急之下又狠狠地扇了他两个耳光。张母离开后，情绪低落的张某独自站在教学楼五楼的走廊上，大约沉默了两分钟，他突然翻过栏墙，直接跳了下去。虽然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张某的生命之钟永远停在了14岁。
此事被曝光后，张母遭到网暴。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指责辱骂张母，甚至诅咒她不得好死。对此，张母无力也无意去反驳，在悔恨与悲伤的情愫中残喘了一年，最终选择自杀，结束了生命。
毫无疑问，网络暴力就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它加剧了谭母、张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导致谭母、张母自杀的帮凶。因此，对这类网络暴力必须依法严惩！
消除创伤后应激障碍，需要建立心理干预机制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指个体在经历、目睹或遭遇诸如自然灾害、交通事故、自身或亲人突遭伤害等意外变故后出现的异常强烈的精神焦虑障碍。其临床特征主要表现为通过回忆、梦境、幻觉持续地重复体验创伤事件，对周围的人和事警觉性增强或产生排斥、回避、麻木心理。
研究表明，8%的成年人有过创伤后应激障碍经历，终身患病率约为4%，自杀率是正常人的6倍，女性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概率是男性的2倍。
显然，突如其来的丧子之痛，让谭母、张母产生了强烈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而网暴言论对她们造成了二度伤害，加剧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孩子离世后，无论谭母还是张母都陷入到了绝望的境地，她们的内心是灰暗、黑暗的，甚至暗到找不到一丝亮光和希望，两人不同的不过是，家庭幸福的谭母为失去乖巧的幼子而极度伤悲，单亲辛劳的张母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而悔恨自责。
有理由这样推断，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使得谭母在孩子出事后，就已在内心做了一个决定：先处理完孩子的后事，再追随孩子而去；而张母更是对家破人亡的现实生无可恋，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 一直深陷于自责，既怨恨老公出轨、离异后她独自抚养儿子、一天要打几份工的命运；又哀叹儿子不体谅、不争气；更后悔自己怒火中烧之际甩出的两巴掌。
设身处地想一想，两位母亲的日子过得是多么艰难，她们始终处于丧子之痛带来的深度创伤后应激障碍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她们迫切需要心理疏导。
从已披露的信息看，谭某出事后，姥姥担心谭母想不开，便形影不离地陪伴着她。但仅仅是利用上洗手间留下的一点空档时间，谭母仍走了绝路。而张母在儿子跳楼后，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不止一次地试图自杀，亲友们虽然一再阻止挽救，但百密一疏，她终究还是去了。
也就是说，亲友们意识到了要防止她们想不开，努力地用亲情安抚她们重伤的心灵，但遗憾的是，亲友们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无法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最终也就难以避免悲剧的再度发生。
其实，这两起事件中陷入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不只有两位可怜的母亲，还有其他相关人员。比如，眼下就面临一个应急状态：谭父的心理状态有人关心吗？谭家姥姥的心理状态有人关心吗？那位肇事的男教师、搭车的两位女教师的心理状态有人关心吗？被免职的正副校长的心理状态有人关心吗？因为，他们无一不处于创伤后应激障碍之中，而且，这种状态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危害性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不妨再看看发生在两位父亲身上的事情。
董玉飞，时任北川县委农办主任。汶川大地震时，他12岁的儿子遇难。在教学楼废墟之中扒出儿子的尸体，董玉飞长时间痛哭不已。
想到背负着救灾重任，董玉飞擦干眼泪，强打精神，投入到工作中。虽然偶尔会在电话里对着朋友失声痛哭，流露出对儿子的不舍，但他仍一再鼓励大家“只要肯干，就能从头再来”，给人留下了“坚强和乐观”的印象。
然而，汶川大地震5个月后，这位40岁的男人，用一根绳子勒住脖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董玉飞自杀两天后，时任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冯翔发文祭奠：“董哥，一个好人，去了天堂，去天堂拥挤快乐的人群中，寻找自己爱子了。”
令人泪目的是，冯翔半年后也自杀离世。因为，他7岁的儿子也死于汶川大地震。他生前曾经说过，5·12大地震后，丧子之痛不分白天黑夜，总是无休止地折磨着他，回忆、思念、痛苦占据了他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
显然，他们坚强乐观的人设之下，涌动的是深不见底的悲伤，两位父亲从未得到解脱。
不断地重演着的相似悲剧一再给出一个重要的社会警示：应该在社会公共管理层面迅速建立应急状态下的心理干预机制，及时引导当事人避免或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
哀莫大于心死，我们要做的就是弥合那些受伤的心灵，重燃生活的希望。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